从2011年开始，住建部曾两度明确提出，要完成《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但却两度“爽约”。专家透露，“条例修订缓慢是因为摆不平各种利益关系，很多人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
众所周知，现行公积金条例之所以急需修订，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不“公”问题。一方面，不仅在“住房保障”方面没有充分起到应有的“公积”作用，未能有效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住房条件；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上也产生一种加剧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作用。
如此前媒体曾报道的兰州石化月均“万元公积金”、“吉林延边烟草公司高管月均公积金超过1.4万元”等事件，都是恶劣典型。但有关调查又揭示了另一种现实，“非公企业中住房公积金缴纳比例不足20%”，在受访职工中“没有住房公积金的占16.4%，公积金月缴存100元以下的占11.0%，100元至300元的占28.0%”。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企业职工来说，或者根本就没有住房公积金，或者即使有，也远远不到某些职工公积金的零头，两者悬殊甚至高达上百倍。
这种背景下，住房公积金条例修订何以“摆不平各种利益关系”、“受益者”究竟是谁，自然显而易见。也即，一方面是那些有条件“多缴公积金”的“有钱的单位”及其职工，如“不差钱”的央企国企和一些机关事业单位；一方面是，那些“没钱”或者即使有钱也不愿意给职工足额缴纳公积金的非公有企业。
那么，针对这些既得利益阻力，究竟怎样才能“摆平各种利益关系”、确保条例修订不再爽约呢？除了在修订程序上应充分公开，确保相关利益群体尤其是普通企业职工群体的知情、参与、监督权之外，另一个关键或许还在于，必须在重新修订的公积金制度上，同时设计制定足够严密和更具约束力的“限高”、“提低”双重措施，确保在制度上既能有效抑制“有钱单位多缴公积金”，又有效避免“没钱单位少缴甚至不缴”情况的发生。
比如，在“限高”方面，其一，应进一步考虑压缩现行“12%月工资”、“3倍平均工资”的公积金上限缴费标准；其二，还应对国企过高缴存的公积金，取消免征个税待遇；其三，对于那些假借公积金滥发福利的央企，还应制定更严厉处罚标准。
在“提低”方面，其一，应考虑适当提高目前“月均工资5%”的公积金最低缴存标准；其二，应不断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和强制缴纳范围，对于拒缴或少缴公积金的用人单位，制定更严厉和现实可操作的罚则；其三，为鼓励非公企业主动缴纳公积金，应考虑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优惠，降低其缴费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