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在面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
新一届政府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出炉，看似波澜不惊，但报告中一些措辞的改变和新提法，却有着不同的深意，这也预示着新一届政府正在不断突破思维定式，突破政策刚性，以创新宏观调控和改革不断化解风险的新思路。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对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尤为如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和保稳，以避免各类风险叠加所导致的经济快速“下台阶”。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局势错综复杂远超想象，正处于“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重要关口”，经济增长正经历不同平台之间的转换。而地方融资平台偿债缺口、过剩产能、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几大风险相互联系，互为传导，只要某一环出现“风吹草动”，就很可能触发系统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在面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调不动、调不转、调不灵”的情况。
中国经济面临大大小小的风险确实不少，可以把风险分为三类：一类是不改革的风险，一类是必须承担的风险，还有一类就是改革不当的风险。特别是对于第三类而言，更需要不断地对改革进行反思和调试，对既有改革的路径、手段和目标进行重新地审视，如何才能降低改革的负向冲击。
中国经济既需要摆脱旧引擎，更需要摆脱旧的宏观调控的思维定式，特别是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产能过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难题更要辨证施治，分类处置，差别化调控，避免“一刀切”和“大一统”的政策倾向，要在挤泡沫、去杠杆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化解风险需要改革新举措。
比如，当前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时，我们的思路是过度盯住负债端，但如果我们以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也许地方债务难题并不难解决，其主要解决的逻辑就是将债务与资产进行置换。第一种思路是可以考虑将部分城投债转为市政收益债，将公用事业类的城投债定位为市政收益债，并在地方政府预算中设立特别账户，进而从根本上降低政府融资对社会融资，特别是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的挤出。第二种思路是可以建立基础设施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运作手段为新项目筹集资金。第三种思路是以股权融资替代债务融资。比如降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可以将政府的经营性资产通过市场转让，转让收入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将债权转换为资本收益。
再比如，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的确隐患重重，但也不能“简单粗暴”、“一压了之”。一定程度而言，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承担了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功能，是对传统银行信用扩张渠道的变相替代或补充，这明显不同于欧美等国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无限放大杠杆的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当局应该基于“有益于完善融资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有区别地采取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适度监管和规制式监管三种不同模式，实施分类化和差异化管理。
